如何理解前219年琅邪石刻中的“南尽北户”四字？
写一个猜想：
“北户”当为侗台语的“霍山”，即衡山，最初本是战国人的地理概念中南方极远之山。秦始皇因以“南尽北户”夸耀其帝国疆域之广大。
弌.传统解释及其矛盾
秦始皇二十八年，是始皇帝初并天下的第三年。这一年，始皇帝东行郡县，至琅邪，登临东海，自以为功盖五帝。为明其得意，遂于琅邪刻石：
六合之内，皇帝之土。西涉流沙，南尽北户。东有东海，北过大夏。人迹所至，无不臣者。
铭文以“流沙”、“北户”、“东海”、“大夏”为秦帝国疆域的四极，夸耀其武功。
这四个地理概念里，“东海”是秦国地理的东界，自不必多说。“流沙”是战国人概念中的西极，流沙以西，则完全是传说国度了。“大夏”是传说中的北方地名，《左传》：“迁实沈于大夏”，后来汉人又以大夏附会西域国家，也是概念中极远之地。
“北向户”
但“北户”是什么地方呢？学界自来都用“北向户”来解释。司马迁在《秦始皇本纪》中叙述秦帝国疆域时，化用石刻此句，称“南至北向户”，可见这种解释从汉代就已经流行。
所谓“北向户”，是说由于地轴倾角的存在，生活在北回归线（北纬23°26′）以北的人，在中午看太阳，太阳永远在南方，因此房子的门窗爱开在南面；但生活在北回归线以南的人，则有时能在北方看到太阳，所以开北面的门窗采光，于是人们用“北向户”来形容极南的地方。比如周振鹤说：
在北回归线上，每年夏至那一天正午，太阳正好位于天顶，此时，在回归线以南的地方看太阳，其位置自然在天顶偏北处，而且越往南走，太阳越偏北，光线也就可以从北向窗子射入室内，这就是北向户的意义。这种现象在中原地带不能见到，因此人们将它作为南疆的一种特殊标志，以“南至北向户”表示秦帝国南疆的遥远。[1]
旧说之矛盾
北回归线约在广州一线，再往南将进入越南境内，前人因此常把“南尽北户”释为秦的疆域囊括两广。但秦征伐岭南是在三十三年，琅邪石刻的时间是二十八年，此时秦刚统一不久，南方惟置洞庭、苍梧二郡，未逾南岭，更不要说远达北回归线。这是无法调和的矛盾，针对此，周振鹤只能说：
“南尽北户”说的就是秦的疆域达到了两广地区，这本来也没错。问题是两广地区入秦的时间，按《秦始皇本纪》所载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，此事为何在廿八年时就提前上了琅邪刻石？一直想不明白。或者是因为纪功的需要，夸饰一下也无妨？反正岭南地区早晚是要归入版图的，就提前宣示一下吧。[2]
而且“流沙”、“东海”、“大夏”都是具体的地名，惟”北户“是一描述性的地区概称，与其他三者并列不伦不类。从训诂学上看，用“北向户”解释“北户”亦未免增字解经。
综上，把“北户”解释成“北向户“，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语言层面都有着难以解释的矛盾，不可信。
弍.释“北户”
我们丢掉所谓“北向户”的成见，总览战国以来类似的文献，来分析琅琊刻石的这段话，很容易得出结论：“北户”、“流沙”、“东海”、“大夏”四者当为战国末人们对地理四极的认识，皆取时人概念中四方极远之地标为言。
这种在描述疆域时，列举四极地标的写法常见于战汉文献，如：
西不尽流沙，南不尽衡山，东不近东海，北不尽恒山。《礼记·王制》
北至于幽陵，南至于交趾，西济于流沙，东至于蟠木。《大戴礼记·五帝德》
左东海，右流沙，前交趾，后幽都。《淮南子》
因为战国时期领土扩张，东海和西方高原、沙漠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，所以“东海”、“流沙”作为战汉人对东、西极的认识，一直也较为稳定。正如《论衡》所言：“东海、流沙，九州东西之际也”。
但对南、北极的认识，则由于战国疆域的扩大，时常变动，如上列文献之南极由“衡山”变为“交趾”，北极由“恒山”变为“幽陵（都）”。殆因衡山、恒山已在域中，故更以概念中之交趾、幽陵（都）替为新的南、北极。
所以秦琅琊刻石的“北户”亦当为一地标，而非描述性的“北向户”地区。从这种思路去分析“北户”的构词：“北户（Pək Wa）”的“北”当为侗台语的“山”，“户”则为此山之名，从音考察，“北户”即“霍山”。《风俗通义》：“南方衡山，一名霍”，“北户”实际就是上引《礼记·王制》所言王国南界之衡山。
那么为何衡山可以作为地理南极的概念？这需要考察一下衡山这个概念从战国到汉代，在人们认识中的演变。
弎.衡山的演变
战国至于汉代，人们对衡山的认识不断发生转变。衡山最初本是战国人概念中南方极远之山，而非有具体定位。
《山海经》说“南海之内有衡山”，将衡山定位到南海；其下文说“北海之内有山，名曰幽都之山”，“幽都”即上引《淮南子》、《五帝德》所举的北方极远之所，可与衡山对观，都是传说地名。《礼记·王制》说“自江至於衡山，千里而遙”，长江对于中原人本已在南方而远，战国时的《禹贡》描述九州地理，于中原、西北尤为详细，于长江一线则多有错讹，而《王制》更言衡山在长江以南千里之外，可见对于《王制》的作者而言，衡山绝非他现实中所认知确切地名，而是概念中一南方极远之地标。
而随着中原对南方的深入，大概在战国晚期，人们已将今潜山市之天柱山附会为“衡山（霍山）”。天柱山为大别山东延之余脉，是中原人在南方见到的第一座大山，将之与概念中之“衡山”勾连当可理解。这种将传说之山名与现实对应的做法在历史上屡见不鲜，汉武帝以神话中之“昆仑”命名西域大山亦是一例。衡山到汉代更升级为五岳之一的“南岳”。但天柱山在江北，这和《尔雅》、《王制》所言衡山在江南[3]、甚至江南千里而外的地理描述，则又完全对应不上了，这正是“衡山”这个概念“由虚转实”中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。
秦灭楚后于此处置衡山郡，而北方灭赵后又置恒山郡，于是《礼记·王制》中的南极衡山、北极恒山皆已纳入域中，自然不能继续用作极远之地标，故《王制》中的衡山和恒山，在琅琊刻石中必须被替换掉。然而衡山的概念也同时出现了分化，其汉语部分的霍山已与现实中的天柱山对应，但其原侗台语的读法“北户”则犹为概念中之南极，故琅琊刻石依旧以“北户”为南极地标。
另外。从《礼记·王制》到琅琊刻石，二者对疆域的认识也出现颇有意思的转变：《王制》以东海、流沙、恒山、衡山为四极之地标，认为王者疆域包含在此四极之内，所以说“西不尽流沙，南不尽衡山，东不近东海，北不尽恒山”，其动词皆为“不及”之意，并以此“断长补短”计算天下为“方三千里”。
而秦琅琊刻石说“西涉流沙，南尽北户，东有东海，北过大夏”，所用动词都有“超过”之意，则毫不收敛。秦始皇认为秦国疆域早已囊括此四极，是以“人迹所至，无不臣者”，这与《王制》所言王者疆土的“不尽”已不可同日共语。这正是秦始皇的得意之处，故自颂曰：“功盖五帝”。
本文最初是一个想法：
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刻石：“六合之内，皇…觉得牵扯的东西比较多，所以专门写了一个回答。
